因此，《六项规定》中的六大公开仅仅是人民法院案件信息公开的内容，并没有涉及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的内容，而《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法院机构信息、人员信息的内容正好与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对应，不过，内容上还应当进一步完善。

[2]所以，法律体系其实是一种认识论的概念，是用以帮助法律人来认识原本无序的法律现象的工具。宪法并不是法律上的价值暴君，从中可以产生一切，从刑法典到关于如何生产体温计的法律。

[97]参见陈景辉:《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第187页。作为最佳化命令，原则的特征在于具有分量的向度，也就是说，它能够在不同的情形中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其所要求的实现程度既系诸于事实上的可能性，也取决于法律上的可能性。在不存在形式理由之处，它通过实质理由和价值的权衡来决定行动的依据。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法律体系。[41]参见前引[30]，Martin Borowski文，第137页。

综上所述，法律体系之阶层构造的核心，是通过等级式的分层所显现出的法律规则之间的授权或效力关系。[123]这说明，柔性体系并不是由孤立的几个一般法律原则及其衍生的、同样彼此孤立的其他原则合成的体系，而是由不同原则在不同层面彼此交叉诠释、互相支持而形成的网状式价值脉络体系。首先，纯粹规则导向的刚性法治将法治化约为一种规则之治，而兼容规则与原则的柔性法治则同时容纳了理由之治。

黑克将外部体系定义为命令和秩序概念，而将内部体系定义为利益概念（Vgl. Philipp Heck，Begriffsbildung und lnteressenjurisprudenz，Tubingen: VerlagMohr，1932，S，139ff.）。它依据的理念是一种抗辩式民主，也就是说，正确的制度设计应该为公民提供进行有效争论的机会。要么适用者纯粹在进行意志性的活动，此时不存在法的安定性，也就谈不上实践理性。但原则在法律体系中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被适用的，在决定考虑实现某个原则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其他相对立之原则的存在和影响。

柔性体系也意味着价值的统一性。[79]例如参见 Joseph Raz，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81 Yale Law Journal 832 （1972）. [80]对于这两种原则概念的区分，参见 H.-J. Koch，Rechtsprinzipien inBauplanungsrecht，in: Schlichter，Kollerund Funk （Hrsg.），Regel，Prinzipien und Elemente im System des Rechts，Wien。

[28]因此，纯粹法学完全是从形式的角度来观察法的，当它描绘法律规则的阶层构造时，指的是具有不同来源形式之法律规则间的阶层构造。但这只是明确了法律体系的要素，却没有呈现出它的具体结构。[130] 制度性联结与方法性联结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联结方式，而是对法律体系中规则部分与原则部分如何联结这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表述。将条件关系等同于发生学上的关系也会令人误解。

这种动态性尤其体现在，限定性规则相对于被限定规则不只拥有时间上的优先性，更拥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便是所谓法的自我创设现象。我们之所以要服从法律规则，是因为它们是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因此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概言之，规则体系所意图现实的是一种刚性法治的理念，而规则一原则体系对应的则是一种柔性法治的理念。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提及埃塞尔的理论时统一使用规则的称呼。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体系之设想的基本要点有两个：其一，体系的出发点在于某些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原则（公理）。

除了议会中人头式的代表之外，尚有．宪法法院中论证式的代表。3.规则的内容与形式 规则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是阶层构造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1）法的两面性 宪法、制定法、法规及个别法律规则这些中间阶层的规则形式与起源规则和实施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既是限定性的也是受限定的。目的解释诉诸于规则背后的理性目的，换个角度看即是运用规则背后的原则来解释规则的文义。[81]作此理解的原则与规则的确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因为重要性原本就是程度上的判断。一部制定法可能早于新宪法生效，但一旦宪法生效，它就构成了这部制定法的效力条件。法治需要有人及其法律实践才能实现。换个说法，原则是目标规范，而不是行为规范。

一般规则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个别规则也可以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假如情形C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特征Cˊ（优先条件发生改变），使得原本的法律后果不再合适，原则间的优先关系就会逆转。

（二）原则与法律体系 质的差别似乎说明，由于阶层构造论只将规则作为法律体系的要素，而忽视了另一类根本不同的规范即原则，所以阶层构造式的体系图景至少是以偏概全的。从这个角度看，静态规则其实是动态规则的一部分，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是不完整的法律规则。

前引[31]，JUrgen Behrend书，第 26 页以下。Hans Kelsen，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2. Aufl.，Ttibingen: J.C. B. Mohr（Paul Siebeck），1923 ，S. XV. [54]参见前引[30]，Martin Borowski 文，第 149 页。

有学者甚至认为，阶层构造论构成了纯粹法学最根本的组成部分，是维也纳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种将原则拉入法律体系的方式被凯尔森称作转化理论。[120]第一个是优先条件的要素。在此，合宪性推定本就是一项政治原则，违宪论证的负担、无法证成的风险都需由宪法法院来承担。

一旦规则被适用到某个案件之上，那么它的法律后果就确定地发生，而没有斟酌的余地。但一些学者敏锐地看到，这一理论并没有给予法律原则以足够的重视。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法律体系的具体认识大相径庭，但我们还是可以将从近代以来的观点大体上归纳为三种模式，即公理模式、价值论模式和规范论模式。而法律体系对于自由的保障最明显的莫过于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

而在国家法治化的背景下，法律体系的建构无疑也具有首要的意义。Vgl. Norbert Achterberg，Hans Kelsens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igen deutschen Staatslehre，Die Offentliche Verwaltung 1974，S.454. [61]Vgl. Adolf Merkl，Die Unveranderlichkeit von Gesetzen，in: Hans Klecatsky，Ren6 Marci6 und Herbert Schambeck（Hrsg.），Die Wiener Rechtstheoretische Schule，Wien[u. a. ] : Europa Verlag，1968，S. 1088. [62]参见前引[12]，Adolf Merkl 文，第 284 页。

[91]他并不否认规则与原则之间具有差别、甚至是质的差别，却直接否认原则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积极面上，它则章味着更多的东西。具体说来，这种辩护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语义学差别、性质论差别及结构论差别。[25]事实上，纯粹法学所谓规则的形式指的是法的来源即法源，[26]如来自立法者的法律规则具有制定法的形式，来自行政机关的法律规则具有法规的形式，等等。

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原则可以从某个一般原则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之间就具有相同的抽象分量。[19]参见前引[12]，Adolf Merkl文，第274页。

（一）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 法律规则之间的授权/效力链条是规则的重要特征，也是规则构成一个有序引导人类行为之体系的依据。[40]参见前引[10]，Adolf Merkl书，第215页。

[114]因为，一方面，宪法原则无非是对立法者施加了比规则框架多一些的拘束，但它不会、也无法彻底消除立法者的形成空间。[113]也不会＾使得立法成为一种对宪法纯粹的认知活动，进而使得整个法律体系沦为对宪法的具体化。